文章 #02

被选择的稀缺

1978年,美国人的人均能源用量比此后任何一年都高。这个国家在纸面上继续变富,人均能源用量却少了近五分之一。对一个增长故事来说,这个形状很奇怪,可它正是每一个发达经济体过去半个世纪的形状。

经济学家给那些在上升途中停滞的国家起了个名字,叫中等收入陷阱。富裕世界掉进的是另一种陷阱,而且是它自己建造的。等式的三个项里,坏掉的是能源,坏的原因是人们选择停止扩张能源,然后把其他一切都建立在能源永远不会再增长的假设上。

三项证据。

Figure 3-1 The climb that stopped at the end of the 1970s

15020025030035040019501960197019801990200020102020the slope breaks, and never recoversUS primary energy per capita, GJ/year
US primary energy consumption per capita, GJ per year
YearGJ per person
1950232.1
1951244.8
1952238.4
1953240.6
1954231.1
1955249.0
1956254.3
1957250.0
1958244.8
1959251.1
1960256.4
1961256.4
1962263.8
1963270.1
1964277.5
1965285.9
1966298.6
1967303.9
1968319.7
1969332.3
1970339.7
1971341.8
1972355.6
1973367.2
1974354.5
1975340.8
1976357.7
1977366.1
1978369.3
1979369.3
1980353.4
1981340.8
1982322.8
1983318.6
1984332.3
1985329.2
1986327.1
1987335.5
1988349.2
1989353.4
1990348.2
1991342.9
1992345.0
1993346.1
1994349.2
1995351.3
1996357.7
1997355.6
1998354.5
1999356.6
2000361.9
2001349.2
2002350.3
2003348.2
2004353.4
2005350.3
2006343.9
2007347.1
2008335.5
2009315.5
2010325.0
2011318.6
2012308.1
2013314.4
2014316.5
2015311.2
2016307.0
2017304.9
2018314.4
2019310.2
2020282.8
2021296.5
2022299.6
2023293.3
2024293.3

The annual series begins in 1949; the chart starts at 1950.

Source: U.S. EIA, Monthly Energy Review, Table 1.7 (Million Btu per capita, converted at 1.055056 GJ/MMBtu).

美国人均一次能源消费,1950年至2024年。攀升贯穿整个战后时期,在1970年代末折断,此后再未恢复。

第一,人均能源用量停止上升。按EIA的年度序列,美国人均一次能源消费从1949年的2.07亿Btu爬升到1978年和1979年的3.5亿Btu的峰值,此后回落到2.82亿Btu。其中一部分是效率的功劳,但历史上效率的提升一向是推高总消费,而非压低总消费,所以这次下降读起来是扩张的停止,算不上效率的回报。

第二,同一时期生产率放缓。取广义的生产率,即同样的劳动和资本能产出多少。按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的核算,美国的生产率在1920年到1970年间每年增长约1.9%,此后的增速只有那时的三分之一左右。一个用能源中真正转化为功的份额来解释增长的模型,能够拟合美国产出直到1973年和1974年,从那之后模型给出的数值就开始低于实际产出。

第三,这个国家不再建设自己的能源供给。1973年之后美国订购的41座反应堆全部被取消,1970年1月之后订购的全部反应堆里,最终被取消的超过三分之二。

差别从何而来。 美国反应堆的造价在1960年代后期就已经在攀升,三里岛事故发生时仍在建设中的机组,造价更是高出许多。同一时期,法国把成本上涨控制在美国的几分之一,韩国则直接把成本降了下来,两国靠的都是把同一套标准化设计一遍又一遍地建造。同一种技术,在一国飙升,在另一国下降。差别在于监管和政治,而这两者之下还有一个更根本的差别:一个国家是把同一座电站建了两次,还是每次都建一座新的。

所以1970年代的转向,是发达经济体的人们自己选择的。当中有对事故和环境的合理反应,有对欧佩克提价的调整,还有西方自身的怀疑:究竟还应不应该继续增长。不论理由是什么,错误与其说在于退了一步,不如说在于没有用任何东西来替代。此后半个世纪,富裕国家在能源永远不会再增长的假设上重建了自己的经济、制度和预期。这个假设,就是我所说的稀缺。

选走的那条出路。 半个世纪里发达国家主要转向的新电源,是一种出力不跟随需求的电源。莱昂·希尔特(Lion Hirth)对风电的研究发现,风电的市场价值,也就是它的价格相对于平均电价的比率,在风电几乎为零时约为110%,等到风电供应全部电力的30%时,就降到50%到80%之间。风电越多,同一时段里在发电的其他风机就越多,所以风电压低的正是它自己所发电力的价值。德国批发电价在2025年有573个小时为负,连续第二年刷新纪录。这意味着一年里有三个多星期,发电商要付钱请人把电收走。

我不反对可再生能源。我是说,它们应该叠加在随时可用的电力之上,也就是核电、天然气或水电,而不能单靠自己成为一个国家赖以运转的基底。

同一个选择走得比任何人察觉的都远。一个国家建什么样的电厂,决定它的电价。电价流入房租、食品和服务,三者合起来决定一个家庭养得起几个孩子。选民从未在选票上见过这条链条,但价格体系照样把账单送到了每一户人家。

约束现在在哪里。 半个世纪过去,瓶颈已经从发电移到了送电,也就是把电从电厂送到用电者手里的环节,尽管大部分争论仍然围绕着如何发电。

发电本身呈指数级增长。太阳能装机容量自1975年以来增长了约一百万倍,仅中国一国,风电和光伏就已经占到其装机容量的近一半。这些都没有让送达用户的能源呈指数级增长,因为电厂和用户之间的一切都以另一种节奏运转:并网排队,制造变压器和开关设备的工厂,输电线路所需的土地和审批,变电站。所有这些都以年为单位推进。

在美国,2025年投入运行的项目从申请到运行的等待时间中位数为5年;2000年到2020年间提出申请的项目,按容量计算只有13%最终投入运行。如今申请一个新的并网接入,换来的是一个能够并网的机会,而不是一个确定的日期。一台大型变压器现在要2到3年才能交付,是2010年的2到3倍。不管新增多少工厂,这些交付周期每一项都仍以年计,而且从2020年代初开始,它们在各主要市场同时收紧。

由此得出两点。转型期的价格先涨后跌,因为需求爆发时供给被压着。稀缺的资产是已经并网的场址和排队中的位置,而不是电厂本身。

电走不远,土地则完全不动。三个项里,制度和劳动可以从海外伙伴那里借来,能源却必须在电厂所在的地方。所以选址就是投资决策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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