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03

家庭的马尔萨斯

2006年到2021年间,韩国编列了大约200万亿韩元的预算,用来劝说国民生孩子。最终得到的总和生育率是每名女性0.72,首尔为0.55。今天富裕国家里没有人会拿“没有东西吃”当作不生孩子的理由,可生育率却钉在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上,钱没有把它撬动。钱的底下有某种东西在决定这个数字。

1798年,一位名叫托马斯·马尔萨斯的英国牧师发表了一篇论文,主张人口总会顶着食物供给的上限。人繁衍的速度快过田地增产的速度,所以生活水平的每一次改善都会被更多的嘴吃掉,饥荒、疾病和晚婚会把人口压回土地养得起的数目。就他描述的那个世界而言,他并没有错。在一个只靠当年落下的阳光运转的经济里,产出被土地束缚,人口被卡得最紧的那道物理约束压着。然后合成化肥出现了,它从空气中取出氮来制造,食物不再是极限。马尔萨斯的逻辑活了下来;变的是那个起限制作用的东西。

瓶颈现在在哪里。 几乎任何东西的价格,粗略地说,都由几项成本决定:能源、制造、运输、计算,以及尚未被自动化取代的那部分劳动。

最后一项在经济学里有个正式的名字。当一个生产率上升的部门涨工资时,从同一劳动力市场雇人的每个部门都得跟着涨,否则根本雇不到人。教育、医疗、托育、养老照护:它们的生产率没有上升,工资却上升了,所以价格无休止地攀升。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William Baumol)在1967年把这称为成本病。他点名的部门,几乎恰好就是养一个孩子要从中购买的那些。

Figure 4-1 What got cheaper, and what did not

31030100300Price index, 2000 = 100 (log)20002024the basket a child is bought fromwhat automation reachedHospital services+249%College tuition+185%Childcare+134%Housing+95%Average (CPI)+85%New cars+25%Clothing−5%Software−70%Toys−70%Televisions−97%2000 = 100
US consumer prices, change 2000 to 2024
ItemChangeIndex 2024 (2000 = 100)
Hospital services+249%349
College tuition+185%285
Childcare+134%234
Housing+95%195
Average (CPI)+85%185
New cars+25%125
Clothing-5%95
Software-70%30
Toys-70%30
Televisions-97%3

Log scale, so equal slopes are equal rates of change. Baumol sectors rise; automated goods collapse. Label positions on the right are spread for legibility; the line ends are exact.

Source: 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consumer price data, 2000–2024.

什么变便宜了,什么没有,美国,2000年至2024年。纵轴为对数刻度,斜率相同即变化率相同。养孩子要从中购买的部门向上分叉,自动化触及的商品向下分叉。

2000年以来,美国的医院服务价格上涨约250%,大学学费约185%,托育约135%,同期电视机价格下跌97%,玩具和软件各下跌约70%。自动化触及的一切,价格都垮了下来。自动化没有触及的一切,也就是一个人为另一个人提供的服务,价格飞涨。

养一个孩子,意味着连续20年购买的恰恰是自动化触及最少的那些东西。今天约束人口的是孩子的价格,而不再是食物。这就是我所说的家庭的马尔萨斯。

由此推出什么。 如果这是对的,生育率下降就是一种价格现象,而非文化现象,而且有一个检验办法:给人发钱能不能改变它?韩国做了这个检验。15年的支出,预算项目膨胀了40多倍,价格结构原地不动,生育率也原地不动。

价值观不是第一因。它们出现在底下那个结构的下游两三步的地方。能源和技术决定价格。价格决定家庭的预算和对未来的焦虑。在那样的预算下,家庭选择事业而不是孩子,这是理性的,之后这个选择获得了“价值观”的名字。注意到一个下游变量的变化就称它为原因,有点像把温度计指针的移动称为热的原因。

另一方最有力的证据也应该讲清楚。比较2007年以来的美国各州,问一问生育率是否在失业、房价、托育费用或学生贷款更糟的州下降得更快。答案是没有,或者差别不大,作者由此得出结论:一代人的优先次序变了。我有两点回应。优先次序的变化不是解释的终点,而是有待解释的对象;当一整代人的优先次序同时移动,那看起来像是一个世代在适应它从小看着长大的那套价格体系。此外这两项研究问的是不同的问题。在今天的体系内轻推一个价格时出生数会动多少,跟整个价格体系改变时会发生什么,不是同一个问题。韩国的补贴检验的是前者;只有后者才能撬动这个数字。

最大的案例。 中国2025年的出生人口降到792万,一年之内下降17%,不到2016年的一半。

这个下降不会逆转,这一点已经定了,而且不是由政策定的。20到34岁的女性贡献了大约85%的出生,她们的数量将从2025年的1.05亿降到2050年的5800万。由于生育大致分布在18岁到40岁之间,2050年将要生育的每一位女性都已经出生,或者到2032年就会出生,人口基数因此已经固定,剩下的唯一自由度是生育率,而即使把它维持在现在的水平,2032年的出生人口也会降到650万左右。一个14亿人的国家,那时生出的孩子将只勉强多于一个人口是其四分之一的国家。

在这个故事的所有变量中,人口是最早被固定、最晚才移动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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