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ata 的人生故事與 Far Side of the Constraint

大家好，我是 Arata Hoshino。想和大家聊聊我的人生經歷，還有我是怎麼一路走到寫下 Far Side of the Constraint 的。這是一部篇幅長達一本書的論著，試著從文明的角度看未來。

2017年：一切都是能量轉換

這個想法，是我在東京早稻田大學念機械工程系大二時冒出來的。那是2017年前後，我十九歲。當時早稻田有一個培養創業家的輔系課程，獲選為日本文部科學省的計畫之一。有一天，Scrum Ventures 的一位合夥人以客座講師的身分來到學校，我聽得入神。後來從2020年7月起，我也到他的公司實習。他談了矽谷最新的科技趨勢，但真正吸引我的，是他看待文明的宏觀視野。為了說明科技走到了哪裡，他帶著我們回顧歷史，從文字的發明、電報、蒸汽機講到鐵路網，講每一次工業革命帶來了什麼、又是怎麼發生的，最後才談到未來會往哪個方向走。那場演講，我從頭聽到尾，整個人都被帶了進去。

後來，我迷上了巴克敏斯特·富勒的《地球號太空船操作手冊》和賈德·戴蒙的《槍炮、病菌與鋼鐵》，一頭栽進 STS，也就是科技與社會研究。十九歲時，最吸引我的，是這樣一個念頭：身邊的一切，都是能量轉換的結果。走在街上，我會想到，交通網和內燃機把能量變成了運動，冷氣排出的熱來自能量轉換，糧食生產則是把陽光變成有機物。一切最後都能歸結到能量轉換，這一點讓我深深著迷。於是，我開始把自己的想法一條一條記在筆記裡。

那些筆記，和當時主流的永續發展論述大不相同。我單純就是對能量轉換本身感興趣，並且主張能量轉換最終落到的那些應用，本來可以比現在精彩得多。比方說，社群媒體都發展到這個地步了，飛機明明應該是高效能量轉換的集大成者，飛行時間卻一點也沒縮短，這是為什麼？我們的文明幾乎把錢都押在數位科技上（那是2017年），為什麼不多投資一點在能源這一端、物理這一端？更有效率的交通系統，還有機器人，也就是轉換後的能量最後落腳的地方：這些就是我開始思考的問題。

2018年：手段與目的

2010年代後期，早稻田是全世界人形機器人研究的重鎮之一，我們系上也有不少知名學者。可是同時，我始終想不通：為了達成某個目的，機器為什麼非得做成人的樣子？這種手段與目的的顛倒，讓我非常困擾。1980年代的科幻雜誌曾經想像過幫人買東西的機器人，可是到頭來，不就被亞馬遜取代了嗎？飛機再怎麼進步，如果搭飛機是為了開商務會議，最後勝出的不也是線上會議嗎？以前我們有數不清的機器，計算機、時鐘、計時器、秤，凡是軟體做得到的，最後都被一支智慧型手機取代了。很多需求，不就是這樣得到滿足的嗎？

順著這個思路，到了2018年前後，我列出一份清單，寫下那些終究無法取代的東西：發電用的渦輪機、熱能轉換、糧食生產、貨物運輸。我的興趣也轉向了這些領域。2018年選實驗室時，我進了一間以熱力學和能源工程為主的實驗室，研究都市移動與交通。

2020年：設計媒介

2020年從早稻田畢業後，我仍然認定，不管從哪個角度看，目的都比手段重要。於是我進了慶應義塾大學媒體設計研究所。這個研究所關注的，是如何設計通往目的的手段，也就是「媒介」（media）。我在那裡專心投入服務設計的研究。這裡說的「媒介」，和大眾傳媒沒有關係。我收穫很多，最後得出一個結論：機械工程、機器和能量轉換，如果是實現某種最終價值的最好方法，就應該用。我也讀了服務主導邏輯（service-dominant logic），其中一個想法深深吸引了我：把重心從貨幣價值移到使用價值。這個想法翻轉了亞當·斯密以來傳統經濟學的視角。

2023年：是什麼決定了我們的選擇

2023年，我在 HEC Paris 和新加坡國立大學念完 CEMS MIM 碩士，接著在新加坡開始工作，這時我發現了一件事：那些我們以為很理性的選擇，其實可能是我們所處的條件決定的。看我從日本搬到加州，又去法國，再到新加坡，父母那一輩的人總有點傻眼地問我：你怎麼像個冒險家一樣到處跑？我們這一代的可支配所得，也許比不上父母那一代，但不管是換工作還是換住處，我們顯然都比他們流動得多。與其說是我們的價值觀變了，不如說是科技創造了讓我們可以這樣想的條件，不是嗎？隨著限制一個個解除，連這樣想都成為可能，也許正因為如此，我們的價值觀本身才在改變。

此刻是2026年10月，寫下這段文字時，我對此感受格外深刻。與其把自己看成被 AI 搶走飯碗的人，我們或許可以把自己看成人類史上第一代這樣的人：可以像創業家一樣思考，也可以對雇主的企業文化心生反感。隨著工作越來越不依賴人力，AI 又讓我們能獨力完成的事越來越多，就連「進公司、領薪水」這種模式，其實也已經在改變。也許我們已經下意識察覺到這一點，正依此做出理性的選擇。大家對自己的專案全力以赴，用不用 AI 都一樣投入；到了正職工作上，則用 AI 工具應付過去，只求做到最低限度，能自動化的都自動化，盡量不引人注意。「安靜離職」（quiet quitting）的背後，也許就是這種傾向。

我就是這樣一路想到人口問題的。那是2023年。我們常聽到一種說法：因為價值觀和職涯觀變了，選擇生小孩的人才越來越少。可是這種解釋本身，也許正是家庭所得下滑的結果：所得下滑，人們幾乎別無選擇，只能把重心放到職涯上。換句話說，馬爾薩斯陷阱也許從來沒有消失。如果說過去的馬爾薩斯陷阱卡在糧食生產，那麼今天的版本之所以拖慢成長，是因為先進國家再也推動不了大英帝國當年大量興建的那類大型基礎建設。也許，這一切背後是同一個原因。決定大型基礎建設成本的最大因素，是兩種樂觀的組合：我們能多放心地指望能源近乎無限、近乎免費，又能多放心地指望勞動力也是如此。再加上正確的財富分配，我們的文明也許就能復興。而過去幾十年來，我們也許在不知不覺間，選擇了一種侵蝕這一切的狀態。

2024年：移居阿聯

懷著這樣的想法，我在2024年來到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放眼今天的世界，它是這些要素最齊全的社會。接下來兩年，我任職於一家政策顧問暨 AI 經濟學公司，為阿聯政府各部會提供經濟策略建議；這家公司源自哈佛與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社群。

2025年：在耶魯寫出初稿

我決定把2017年以來八、九年間累積的大量筆記整理起來，公開發表。我第一個找來商量的人是 Kei Irizawa。他是我國中以來最好的朋友，現在在耶魯攻讀經濟學博士。他就像我的兄弟。2012年，我們是東京新宿的海城中學的同班同學，從那時起，他一直是我的榜樣。早在他還在芝加哥大學和印度央行一位前總裁一起做研究時，我們就常在電話裡辯論各種問題。他同樣關心一個文明的建設能力。

一切要從2025年9月，我們兩人的一通電話說起。從那之後，我們開始討論怎麼讓這件事成形。我寫下了 Far Side of the Constraint 最初的筆記。2025年11月到12月，我到康乃狄克州紐哈芬的耶魯大學找 Kei。我們在他的系館裡腦力激盪、辯論，我則在圖書館裡反覆修改，直到完成初稿。這份初稿，就是 Far Side of the Constraint 的雛形。我由衷感謝他。這篇文章裡的照片，都是我們在康乃狄克州拍的。

2026年：匯集成 Far Side of the Constraint

2026年6月，我決定離開在阿聯的正職工作，離職預告期就此開始。在那幾個月裡，我完成了140頁的論著，以及一份20頁的摘要。

十九歲時的那個疑問，如今匯成了一個論點：經濟停滯、出生率暴跌、財富不再流向家庭，這些可能都源自同一個限制，那就是我們大規模建設的能力正在衰退。接下來的十篇文章，會一步一步把這個論點展開，每篇都圍繞一張圖。

希望大家把這個計畫看成一場讀者也參與其中的大型合作，我們一起來思考吧。也非常歡迎大家隨時和我聯絡。

我的電子郵件是 arata.h.hoshino@gmail.com ，LinkedIn 是 https://www.linkedin.com/in/arata-hoshin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