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ata 的人生故事与 Far Side of the Constraint

大家好，我是 Arata Hoshino。想跟大家讲讲我的人生经历，以及我是怎样一步步写出 Far Side of the Constraint 的。这是一部篇幅堪比一本书的论著，试着从文明的视角去看未来。

2017年：一切都是能量转换

这个想法，是我在东京早稻田大学读机械工程大二时萌生的。那是2017年前后，我十九岁。当时早稻田开设了一个培养创业者的辅修课程，入选了日本文部科学省的项目。有一天，Scrum Ventures 的一位合伙人作为客座讲师来到学校，我听得入了迷。后来从2020年7月起，我还去他的公司实习过。他讲了硅谷最新的技术趋势，但真正吸引我的，是他对文明的宏观论述。为了说明技术如今走到了哪一步，他带我们回溯历史，讲到文字的发明、电报、蒸汽机和铁路网，讲每一次工业革命带来了什么、又是怎样发生的，最后再谈到未来正朝哪个方向走。那一场讲座，我从头到尾都沉浸其中。

之后，我迷上了巴克敏斯特·富勒的《地球号太空船操作手册》和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一头扎进了 STS，也就是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十九岁的我心心念念的，是这样一个念头：身边的一切，都是能量转换的结果。走在街上，我会想到，交通网络和内燃机把能量变成了运动，空调散出的热来自能量转换，粮食生产则是把阳光变成了有机物。一切最终都归结为能量转换，这件事让我着了迷。于是，我开始把自己的想法一条条记在笔记里。

那些笔记，和当时占主流的可持续发展讨论截然不同。我单纯就是对能量转换本身感兴趣，并且认为，能量转换最终落到的那些应用，本可以比现在精彩得多。比如说，社交媒体都发展到这个地步了，为什么本该是高效能量转换集大成者的飞机，飞行时间却一点也没有缩短？我们的文明几乎把钱都投进了数字技术（那是2017年），为什么不多投一些到能源这一边、物理这一边？更高效的交通系统，还有机器人，也就是转换后的能量最终落脚的地方：这些就是我开始思考的问题。

2018年：手段与目的

2010年代后期，早稻田是全球人形机器人研究的重镇之一，我所在的系里也有不少知名学者。可与此同时，我一直想不通：为了达成某个目的，机器为什么非得做成人的样子？这种手段与目的的颠倒，让我深感困扰。1980年代的科幻杂志曾设想过替人买东西的机器人，可到头来，不是被亚马逊取代了吗？飞机再怎么发展，如果出行是为了开商务会议，最后胜出的不还是线上会议吗？过去我们有数不清的机器，计算器、钟表、计时器、秤，凡是软件能搞定的，最后都被一部智能手机取代了。很多需求，不就是这样得到满足的吗？

顺着这个思路，到2018年前后，我列出了一份清单，写下那些终究无法替代的东西：发电用的涡轮机、热的转换、粮食生产、货物运输。我的兴趣也转向了这些领域。2018年选实验室时，我进了一个以热力学和能源工程为主的实验室，研究城市出行与交通。

2020年：设计媒介

2020年从早稻田毕业后，我依然认定，不管怎么看，目的都比手段重要。于是我进了庆应义塾大学媒体设计研究科。这个研究科关注的，是如何设计通往目的的手段，也就是“媒介”（media）。我在那里专注于服务设计研究。这里说的“媒介”，和大众传媒无关。在那里我学到了很多，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机械工程、机器和能量转换，如果是实现某种最终价值的最佳方式，就应该用。我还学了服务主导逻辑（service-dominant logic），其中一个想法深深吸引了我：把重心从货币价值转向使用价值。这一想法颠覆了亚当·斯密以来传统经济学的视角。

2023年：是什么决定了我们的选择

2023年，我在 HEC Paris 和新加坡国立大学读完了 CEMS MIM 硕士，随后在新加坡开始工作，这时我注意到一件事：那些我们以为理性的选择，其实可能是由我们所处的条件决定的。看我从日本搬到加州，又去法国，再到新加坡，父母那一辈人带着几分不解地问我：你怎么像个冒险家一样到处跑？我们这一代人的可支配收入，也许比不上父辈，但无论是换工作还是换住处，我们显然都比他们流动得多。与其说是我们的价值观变了，不如说是技术创造了允许我们这样想的条件，不是吗？随着约束一个个解除，连这样想都成了可能，也许正因如此，我们的价值观本身才在改变。

写下这些文字的2026年10月，我对此感受尤深。与其把自己看作被 AI 抢走饭碗的人，我们或许可以把自己看作人类历史上第一代这样的人：得以像创业者一样思考，也得以对雇主的企业文化心生反感。随着工作越来越不依赖人力，AI 又让我们能独立完成的事情越来越多，就连“进公司、领工资”这种模式，其实也已经在改变。也许我们已经下意识地感觉到了这一点，正据此做出理性的选择。人们对自己的项目全力以赴，用不用 AI 都一样投入；而在全职工作上，则用 AI 工具应付过去，只求做到最低限度，能自动化的都自动化，不显山不露水。“安静辞职”（quiet quitting）背后，或许就是这种倾向。

我就是这样一路想到了人口问题。那是2023年。我们常听到一种说法：因为价值观和职业观变了，选择生孩子的人才越来越少。可这种解释本身，也许正是家庭收入下降的产物：收入下降，人们几乎别无选择，只能把重心转向事业。换句话说，马尔萨斯陷阱或许从未消失。如果说过去的马尔萨斯陷阱卡在粮食生产上，那么今天的版本之所以拖慢增长，是因为发达国家再也做不成大英帝国当年大量兴建的那类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也许，这一切背后是同一个原因。决定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成本的最大因素，是两种乐观的组合：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指望能源近乎无限、近乎免费，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对劳动力抱有同样的指望。再加上正确的财富分配，我们的文明也许就能复兴。而过去几十年里，我们或许在不知不觉中，选择了一种损害这一切的局面。

2024年：移居阿联酋

带着这样的想法，我在2024年来到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放眼当今世界，没有哪个社会比它拥有更多这样的要素。此后两年，我在一家脱胎于哈佛和经合组织（OECD）学术圈的政策咨询与 AI 经济学公司，为阿联酋各部委提供经济战略建议。

2025年：在耶鲁写出初稿

我决定把2017年以来八九年间攒下的大量笔记整理起来，公开发表。我第一个找来商量的人是 Kei Irizawa。他是我初中以来最好的朋友，现在在耶鲁读经济学博士。他就像我的兄弟。2012年，我们是东京新宿的海城初高中的同班同学，从那时起，他一直是我的榜样。早在他还在芝加哥大学跟印度央行一位前行长一起做研究时，我们就常在电话里争论各种问题。他同样关心一个文明的建设能力。

一切始于2025年9月我们俩之间的一通电话。从那以后，我们开始商量怎么让这件事成形。我写下了 Far Side of the Constraint 最初的笔记，并在2025年11月到12月去了位于康涅狄格州纽黑文的耶鲁大学，拜访 Kei。我们在他所在系的楼里头脑风暴、争论，我则在图书馆里反复修改，直到完成初稿。这份初稿，就是 Far Side of the Constraint 的雏形。我由衷地感谢他。这篇文章里的照片，都是我们在康涅狄格州拍的。

2026年：汇集成 Far Side of the Constraint

2026年6月，我决定离开在阿联酋的全职工作，离职通知期就此开始。在那几个月里，我完成了140页的论著，以及一份20页的概要。

十九岁时的那个疑问，如今汇成了一个论点：经济停滞、出生率暴跌、财富不再流向家庭，这些可能都源于同一个约束，那就是我们大规模建设的能力正在衰退。接下来的十篇文章，会一步一步展开这个论点，每篇都围绕一张图。

希望大家把这个项目看作一场你我共同参与的大合作，我们一起来思考吧。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联系我。

我的邮箱是 arata.h.hoshino@gmail.com ，LinkedIn 是 https://www.linkedin.com/in/arata-hoshino/ 。